额。律师没有替他们统一写成六百，而是分别记录各自的证据。
有人想把负责人挡手机的视频发到网上，值班律师先让他保存原文件。
“可以依法反映，但不能把没有证据的金额写成全部人的工资。先把每个人的出勤和约定分开。”
当晚，劳务负责人在班组群里发来一段语音，称谁去投诉，附近几个工地以后都不会再用。
律师将语音和群成员信息一并固定，提醒工人不要在群里辱骂回应。第二天，相关账号便撤回了消息，但公证保存的文件仍交给了劳动监察人员。
劳动监察部门收到材料后，到城南工地调取实名进场记录。总承包单位的付款凭证显示，工人工资已经按六百元的标准拨给现场劳务负责人，对方却只发了一部分。
总承包单位起初表示工资已经拨付，后续属于劳务方管理。监察人员调出它在实名系统中的审核记录，工人的进场和出勤均由项目部确认。
“款项打给劳务公司，不等于工资已经进个人账户。”
项目部随即暂停下一笔劳务结算，并通知负责人到场对账。原本留在工地继续上班的七名工人也带着考勤记录参加核对，他们同样被拖欠了四天工资。
劳务负责人赶到中心，提出工人擅自停工造成损失，要求从剩余工资里扣除。
律师把已经签收的工程量记录放到他面前：“你要追究停工损失，可以另行举证。已经确认的工资不能由你自己扣。”
“他们答应至少干一个月。”
“把他们入场前看过完整条款的记录拿出来。”
对方无法提供，只能在劳动监察人员见证下重新核对出勤。两天后，拖欠工资全部转入工人个人账户，留在宿舍的工具也被领回。
三名缺少书面日薪证据的工人没有直接按六百结算。监察人员根据同工种付款表和现场负责人后续确认，补齐了证据后才确定金额。
劳务公司还被要求撤掉“投诉就封杀”的用工信息。总承包单位重新选择劳务负责人，城南工地恢复施工时，工资也改为进入个人账户。
二十三人中，有十八人重新向新希望项目提交申请。
江涛看过名单，没有问他们在城南赚了多少，只把安全培训安排发了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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