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绪三十三年，腊月初七。
奉天城的寒，是钻骨头缝的。
天还没亮，城楼上的更夫敲过四更，北城门的千斤闸才刚拉起一条缝。
我骑着那匹从索伦山缴获的乌骓马，只带了两名贴身亲兵，裹着厚重的黑羔皮大氅，立在闸门外的土坡上。
风卷着雪沫子，像细沙一样打在脸上，生疼。
亲兵把棉帽的护耳拉到最底，依旧忍不住缩着脖子，唯有乌骓马打了个响鼻，蹄子刨着冻硬的雪地面，精气神十足。
闸口下，已经挤了上百号流民。
他们大多是从洮南、白城一路逃来的，身上的棉袍烂得露出棉絮，有的干脆披着麻袋片，赤着脚踩在冰碴上，脚踝冻得乌黑。
老弱妇孺缩在最里面，男人则扒着城门的木栅栏，眼神里满是哀求。
城门口的巡防兵端着上了刺刀的老套筒，面无表情地拦着，嘴里反复喊着：“别挤！官府的粥厂在北关！凭牌子领粥！没牌子的，城外等着！”
可所谓的“牌子”，早就被城里的保长、甲长分光了。
我勒着马缰，目光扫过人群，落在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身上。
她约莫二十出头，脸色蜡黄，嘴唇冻得发紫，怀里的孩子不过一两岁，裹在一件破棉袄里，不哭不闹，眼睛闭着，不知道是睡着了，还是已经冻饿没了气。
妇人靠着城墙根，慢慢滑坐在雪地里，从怀里掏出一块冻得像石头的窝头，想往孩子嘴里塞，却怎么也掰不开。
“七哥……”身边的亲兵轻声唤了我一声，语气里带着不忍。
我抬手，从马背上的褡裢里摸出两个热腾腾的玉米面窝头。
那是卢寿萱一早起来，特意用炭火烤的。“给她。”我沉声道。
亲兵连忙跳下马，踩着积雪跑过去，把窝头塞到妇人手里。
妇人愣了愣，抬头看到我骑在马上的身影，又看了看亲兵身上的奉军标识，突然“扑通”一声跪在雪地里，磕了三个响头，额头撞在冰面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“谢总兵大人！谢大人救命！”
她的哭声，像一根针，扎在我心上。
我是穿越者。
我站在1907年的奉天，站在清末东北的寒风里，比这世上任何人都清楚，这些百姓此刻承受的苦，不过是冰山一角。
再过四年，辛亥革命爆发，清廷覆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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